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努力，不仅让这项享有盛誉的年度奖项评选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还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讨论。尽管特朗普获得了多项高调提名，并多次公开宣称自己促成了重大外交成就，但他赢得202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机会依然非常渺茫，这是多名长期观察诺贝尔奖的专家一致的看法。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作为评选机构，通常强调和平努力的持久性和可持续性，他们更青睐那些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全球兄弟情谊、以及默默推动裁军和人权机构的贡献。相反，特朗普的个人记录可能成为他的绊脚石：专家们指出，他对多边国际机构的明显轻视、以及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否认态度，与诺贝尔奖的核心精神——源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促进民族间友好和裁军”的理念——格格不入。
特朗普从2017年第一任期开始，就多次试图将自己推向诺贝尔奖的聚光灯下。最近一次是在上个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他对各国代表直言：“大家都说应该给我诺贝尔和平奖。” 然而，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任何个人都不能自我提名，这一条规则确保了评选的公正性。 特朗普的这些公开表态和以往的提名，让他成为博彩公司热门候选人中的“大热门”，但这更多是公众炒作的结果。实际上，诺贝尔委员会的五名成员是由挪威议会任命的，他们的闭门会议过程高度保密，提名名单直到50年后才会公开。 外界很难确知特朗普是否真正进入委员会的严肃讨论阶段。根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的数据，2025年和平奖共有338名候选人，其中244名个人和94个组织，比去年增加了52名，创下近年新高，但委员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低调、实质性的贡献者，而不是高调的政治人物。
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已累计获得美国国内人士和外国政要的多次提名，这些提名往往源于他的外交举措。例如，今年12月，美国众议员克劳迪娅·坦尼（共和党-纽约）正式提名他，表彰其促成的《亚伯拉罕协议》。这项协议于2020年在白宫签署，实现了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苏丹的外交正常化，推动了中东地区的贸易、安全合作和文化交流。 截至2025年，这些协议仍在运作，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但它们被视为特朗普外交的亮点之一，帮助以色列打破了长期的外交孤立。然而，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提名发生在2025年和平奖的提名截止日期——1月31日之后，因此不符合规则，无法纳入今年评选。 委员会成员只能在2月28日的首次会议上补充提名，但这些晚到的政治性提名通常不会被采纳，以避免外部压力影响决策。
特朗普反复声称自己“值得”获奖，还夸张地说已“结束了七场战争”。据他的政府列出的清单，这些“战争”包括柬埔寨与泰国、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与卢旺达、巴基斯坦与印度、以色列与伊朗、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以及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 上周二，他在弗吉尼亚州昆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对数百名军方高层演讲时，进一步暗示，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同意他的最新和平计划，就能结束加沙近两年的战争，成为第八场。“没人做到过这个，”特朗普说，“你会得诺贝尔奖吗？绝对不会。他们会给那些什么都没做的人。” 然而，这些声明备受质疑。国际智库如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显示，许多所谓“结束”的冲突只是临时停火或部分撤军，并非彻底解决根源问题。例如，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停火”仅限于核威慑下的短期协议，而以色列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并未真正缓和。 联合国数据也表明，特朗普任期内全球武装冲突数量并未显著下降，反而在一些地区加剧，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和平记录。
公开游说难敌委员会的私密决策过程
特朗普的这些高调言论和提名确实让他在公众视野中脱颖而出，但诺贝尔委员会的决策机制设计得极为严谨，以确保独立性和不受政治干扰。根据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主任尼娜·格雷格的分析，委员会的整个过程从9月准备提名邀请，到2月截止、3月短名单筛选，再到3月至8月的顾问审查，最后在10月初通过多数投票决定获奖者，一切都高度保密。 格雷格强调，特朗普的修辞风格——充满个人英雄主义和对抗性——并不符合和平视角，他的获奖前景“遥遥无期”。 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的提名主要来自美国共和党政界和国际盟友，如2019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提名（源于美朝峰会），但这些更多是外交姿态，而非对持久和平的全面评估。
事实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强调公正性和自主性，委员会避免卷入任何政治争议。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会回应特朗普的公开呼吁。历史数据显示，类似的高调提名往往难以转化为实际获奖：例如，过去几年多名政要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或印度总理莫迪的提名均未成功。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的档案记录显示，委员会更青睐那些通过外交、人权或人道主义工作长期构建和平的个体或组织，而不是短期的外交“速胜”。 此外，特朗普的公开游说可能适得其反：一位委员会成员匿名透露，他们致力于独立运作，避免外部影响。 如果获奖者被视为“屈从压力”，这将损害奖项的声誉，正如2009年授予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决定所引发的争议——当时奥巴马上任仅九个月，许多批评者认为他的贡献尚未显现。
优先持久、多边和平努力，而非短期外交胜利
诺贝尔奖资深观察人士一致认为，委员会更看重多边、可持续的努力，而不是快速的外交成果。亨利·杰克逊学会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员西奥·泽努指出，特朗普的贡献尚未证明其持久性。“短期停火和解决冲突根源之间有巨大区别，”泽努解释说，他的分析基于过去获奖者的模式。 例如，1994年的奥斯陆协议获奖者——亚西尔·阿拉法特、伊扎克·拉宾和西蒙·佩雷斯——尽管协议后来面临挑战，但它体现了长期和解的多边努力，包括联合国和欧盟的参与。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虽是中东外交的“分水岭时刻”，但尚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且沙特阿拉伯尚未加入，这将是特朗普未来最大的考验之一。 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这些协议主要聚焦外交和商业，而非冲突解决或巴勒斯坦权益，因此难以视为全面和平。
泽努还特别强调，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否认态度与诺贝尔委员会的视野严重脱节。许多专家，包括委员会成员，将气候变化视为全球和平的最大长期挑战，因为它可能引发资源战争、移民危机和地缘冲突。 2007年，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因气候工作获和平奖，这直接将环境保护与和平联系起来。 “我认为他们不会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奖项给一个不相信气候变化的人，”泽努说。 回顾以往获奖者，他们往往是国际合作的桥梁，推动和解与裁军——如2019年的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因结束国内冲突获此殊荣——这些品质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形象和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世卫组织的政策并不匹配。
特朗普的“结束七场战争”声明也需仔细验证。根据国际危机组织和联合国报告，他的任期内确实推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部分撤军，以及科索沃的临时经济协议，但这些并非完全“结束”战争，而是冲突的转移或延缓。 例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和平”仅限于2020年的停火协议，而2023年后冲突再度爆发。 此外，特朗普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支持，以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近态度，进一步让专家如历史学家阿斯勒·斯文质疑他的资格。“他完全没有机会获得和平奖，”斯文说，指出这些政策破坏了全球秩序。 格雷格补充道，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和世卫组织、引发与盟友的贸易战，都不符合“促进民族间友好”的诺贝尔标准。
避开政治压力，确保公正与独立评选
2009年授予奥巴马的决定，让委员会饱受批评：许多人认为奥巴马的影响力尚未足够，这次经历促使委员会更谨慎，避免被视为受政治操控。 格雷格指出，特朗普的公开表达获奖愿望，反而可能成为负面因素——委员会不愿给人“政治交易”的印象。 特朗普的风格强调个人功绩而非集体合作，这与诺贝尔遗嘱中“兄弟情谊”和“裁军”的理念相左。 国际危机组织的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和巴黎协定，削弱了多边框架，加剧了全球不稳定，这与获奖标准背道而驰。
此外，委员会可能更倾向于表彰人道主义组织，如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红十字会或苏丹的紧急响应室，这些机构在特朗普削减美国援助的背景下，面临更艰难的环境，却坚持推动和平。 例如，2024年的获奖者往往聚焦乌克兰冲突或气候难民，这些主题与特朗普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诺贝尔奖公布将于本周一启动医学奖，随后是周二的物理奖、周三的化学奖、周四的文学奖。周五（10月10日）公布和平奖，10月13日公布经济学纪念奖。 颁奖仪式将于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获奖者将获得奖牌、文凭和奖金。无论结果如何，今年评选将继续引发全球讨论，提醒我们诺贝尔和平奖的核心在于持久、合作的贡献，而非一时的高调外交风光。它不仅表彰个人，还激励世界面对气候变化、冲突根源和人道危机时，选择多边路径。
